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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事书写中重审乡村伦理 2025-03-12 中国作家网>>理论评论>>文学评论 在农事书写中重审乡村伦理 ——评陶丽群《插秧季》农事书写模式及其意义 分享到： 来源：《民族文学》 | 王迅 2025年03月11日09:28 由鲁迅所开启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叙事模式和美学经验。当代乡村题材小说也经历了从意识形态书写到多元开放的创作格局转变。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敏锐把握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动向，承续了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文学的责任担当。然而，当“乡土”被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否在审美意义上对文学的人性内涵构成某种遮蔽或压抑，以至于无限扩充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乡土”，而“人”的“乡土”则被削弱。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重审“乡土”并试图在人本意义上来书写乡土，是乡土叙事有待强化的路径和方向。本文以陶丽群中篇小说《插秧季》为个案，在梳理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得失的基础上，探讨乡土叙事伦理建构的方法论。 近距离观察乡村社会的日常纹理 当代文学史上，从王汶石农业合作化小说到何士光《乡场上》，乡土文学以对社会结构的敏锐把握和对时代内涵的发掘激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题写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主流，形成了乡土叙事的“当代传统”。然而，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关于农事的本体化书写似乎并未引起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乡土文学的缺失所在，也显露出创作主体生活经验的匮乏。尤其是当下，乡土叙事的主观化写作泛滥，由于生活体验的贫乏而无力展开深层次的艺术探索。而基于农事经验的人性书写，恐怕也是书斋写作者很难企及的。而乡土文学写作的根本点，无疑是对物理经验的把握，需要扎实的生活体验。 在我印象中，就日常经验提取方面，陶丽群是非常出色的写作者。在《广西文学》杂志社工作时，我曾编过她的中篇小说《冬日暖阳》，在审稿过程中就为其对日常细碎的发现能力而惊异不已。在乡土叙事方面，湖北作家陈应松、浙江作家陈集益都是高手。前者如中篇小说《夜深沉》，后者如长篇小说《金荷塘》，这些作品要么是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剖析，要么是对农事经验的精准把握，都功力非凡，在农村生活体验的深度上为当下小说创作做出了示范。陶丽群同样能在平淡的乡村日常中发现那些常被遮蔽的人性图景，同时又让读者沉迷在她营造的氛围中，与她一道见证桂西南农村的人伦结构与精神风貌。在《插秧季》中，作者也对农事物理把握得非常到位，尤其是对边地“双抢”的描写着实令人惊叹。 从客观条件看，农事活动的发生与地理地貌和气候环境密切相关。陶丽群在开篇就不厌其烦地介绍南屏村的地理结构和自然环境，为其农事的展开建构事理逻辑。南屏被右江一分为二，两岸地形地貌差异颇大。南岸是平原地带，田地丰茂，村民相对富足，而北岸山多地少，耕种面积非常有限。这种地理布局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伦理。南岸的人因物产丰富而瞧不上北岸的人，而北岸女子以嫁到南岸为荣。北岸的人为了生存，到南岸打工挣钱。正好，南岸人少地多，缺少劳动力，可以容纳来自北岸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划分在当地是心照不宣的。这部小说着眼于南北岸有别的地理文化，讲述了北岸四位妇女到南岸插秧的故事。插秧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双抢”又是其中最繁忙的生产节点。因此，相比乡村政治经济变革的描绘，关于插秧劳作的描写是一种更本色的审美。 一般读者都明白“插秧”是怎么回事，来自农村的读者尤其熟悉，但为何有“插秧客”之说呢，这也是我初读文本所产生的疑惑。读完发现，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南北岸人口与农田分布的差异，二是农事节令的约定俗成。八月被称作真正的插秧季，这个节点南北两岸的人都下田劳作，田野人影憧憧。因为农事节令不等人。稻农要赶在农历七月十四鬼节到来前把秧插完。在广西，鬼节非常受重视，它不仅是民俗，也关乎气候。就农耕而言，气候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条件。人类在炎热的八月，感受到的是炎热，渴盼凉秋到来，但以土壤和气温作为生长首要条件的农作物则对季候变化要敏感得多，甚至能感知早晚的温差和日照的长短最细微的变化，并且依循时令变化而完成每一阶段的生长。晚稻季从翻田到播种，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走，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影响秧苗的抽叶数量和稻穗的产量。由此，在南岸人力少而田地多的背景下，来自北岸的插秧客群体便应运而生。 如果不到田间地头实地跟踪观摩插秧的整个流程，农事细节恐怕很难写到位。陶丽群对插秧的时节、装备、气候以及插秧客的挑选、组合形式、酬金分配都很清楚，所以写起来驾轻就熟。她的叙事让我们感受到桂西南浓郁的乡土气息，并发扬了严谨缜密的现实主义作风。我们看到，插秧客受雇于田主，并非个体行为，而是以团队作战的形式合作的。由于天气炎热，早晚凉快，插秧客每天凌晨四点就到田间劳作，无论风雨，也不能半途停歇。否则，插秧速度太慢，就是偷懒，磨洋工，是不讨雇主喜欢的。金达嫂对慧嫂团队之所以热情相待，很大程度上在于团队做工踏实。尽管“我”是“嫩仔”，水清婶有孕在身，芳姐刚好碰上经期，都会影响插秧速度，但慧嫂是老手，做工神速，让整个团队赶上了雇主要求的时间节点。所以插秧客的工作既是团体战，也是配合战，需要同心协力，精诚合作。 当然，小说的视野没有拘囿于单纯的插秧画面，还延伸到很多插秧之外的劳动场景。因为插秧是团体战，需要男女协作，主客配合。首先，男女分工非常明确。晚稻播种流程中，插秧是相对轻松的体力活儿，所以秧田是妇女的主战场，而耙田则非男人莫属，不仅需要强悍的体力和耐心作支撑，更重要的是有能力驾驭桀骜不驯的耕牛。小说中金达爸受伤后，金达嫂与慧嫂合作代替他耙田，这当然是意外，但也凸显了农村妇女灵活干练的作风。其次，插秧客劳作之际，女主人在家忙活饭菜。进餐时，饭菜分两份，主客分开，各自都无约束。在插秧之外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特有的交际模式及其包含的“人情味”。从劳动合作形式来看，主雇之间的合作有不成文的行事规则，某种意义上也有硬性要求，但同时又相对松散，兼及边地乡村社会的人情伦理，突显了传统农耕文化本色。 开掘边地农村女性的人性美与人情美 事实上，阅读《插秧季》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孙犁小说的阅读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孙犁是写女性的高手。当我们津津乐道现代名篇《荷花淀》，很少不为孙犁对北方农村妇女形象的细腻描写而拍案叫绝的。《插秧季》同样写女性，写广西农村妇女灰色的生存与暗淡的命运。陶丽群对桂西南农村妇女的态度，不同于孙犁对革命战争环境下北方农村妇女所抱有的赞赏之情，但在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书写向度上却惊人地一致。如果说孙犁写水生嫂更多是乐观主义的，是明朗的色调，在人性开掘方面基于一种家国意识，那么，陶丽群在直面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时，首要考虑的是边地农村妇女日常生存的艰难，以及她们无奈又无望的现实处境，显示出一种原始性和粗粝感。这是陶丽群乡土叙事的重要特征。 好的小说归根到底在于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插秧季》中是“四人组合”，慧嫂、芳姐、水清婶和“我”，都是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各自的烦恼和苦楚，而综合起来，又构成了桂西南农村妇女的整体生存图景。从叙事线索来看，两条线索交织并进。一方面是客观化的农事描写，近距离透视以水稻文化为根基的当代农业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是人事书写，通过秧苗种植过程中社会组织运作来探究人情伦理，挖掘人性内涵。 艺术形式上，陶丽群着力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中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实与个性特征。女性之间的家长里短和互相打趣是推动小说叙事的原动力。如果没有这种打趣或自嘲式的聊天，插秧必定是机械乏味的生产劳作，如同现代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从叙事机制来看，这种诙谐甚至略显低俗的打情骂俏，恰好是桂西南农村妇女最本真的日常，因此也成为陶丽群农事书写的重要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相较于陶丽群此前作品，《插秧季》是更显烟火味和世俗气的乡土小说。 就人物形象来看，慧嫂是非常老练的职业插秧客，总是以熟稔的手法受到雇主青睐。这源于北岸贫穷的现实，她不得不依赖于替人插秧赚取外快，补贴家用。作为“四人组合”领头人，田间劳作中她插秧速度惊人，而且常常伸出援手，照顾弱者。慧嫂乐于助人的作风体现北岸的乡村伦理。小说中这样写道：对北岸人来说，他人今日之难就是自己明日之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南屏北岸人深谙助人乃助己之道。芳姐在拔苗和插秧方面同样是一把好手，不过她的身世似乎更显传奇。她凭借拔苗和插秧的麻利劲儿被雇主看上，经过媒人鸿雁传书，很快就要做南岸的媳妇了。这个因插秧而结下姻缘的故事，也在南屏北岸村屯被传为美谈。 除了勤劳、善良和热情的个性，坚韧而顽强的品格也是桂西南农村妇女重要的形象特征，更是这部小说的着力点。“插秧”看上去单调而机械，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却是结结实实的苦力活儿。田地间艰辛劳作的画面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尤其是那些对女性来说不堪重负的劳动场面，给读者很强的冲击力： 水清婶挑担子的样子显得很吃力，她步子快，但人矮小，步伐不大，要跟上前面的慧嫂，几乎是在小跑。而她又因为有孕，腰部可能比较沉，从后背看，她的双脚一直在飞快移动，但她的腰部似乎总是在往后拽，她的脚步就显得落地很沉、很吃力。 这是怀有身孕的水清婶挑担赶往秧田的镜头。作者精心营构一种不协调的画面，突出了插秧客为了家而超负荷劳作的艰辛与无奈。在这种艰苦卓绝的劳作中，她们并不气馁退缩，而是在苦熬中硬挺。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但需要强调的是，陶丽群没有像“底层叙事”那样一味渲染苦难，而是不遗余力挖掘农村妇女在团队协作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比如，水清婶采摘野生白花菜，把拧出的汁液敷在“我”挑担所留下的伤口上，消炎消肿，疗效神奇。又如，慧嫂协助金达嫂完成男人才干得了的耙田任务，哪怕这是超出了本职的活计。农村妇女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不仅表现在女性之间不计得失的互相关怀上，更体现在面对严酷现实的坚韧意志上。应当说，《插秧客》中生产作业环境是相当恶劣的，但这对慧嫂她们来说却习以为常——兽医充当起接生婆、在田间吃爬满蚂蚁的饭菜、农田作业饥一餐饱一餐、在暴雨中凭惯性劳作等等，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想起刘恒《狗日的粮食》中关于粮食与性的粗粝化书写。陶丽群把乡村妇女还原成一种本真的生命形态，企图在这种本真化书写中探索人性的宽度与厚度： 大家又快活地笑起来，似乎并不在意此时劳作的恶劣条件，没有任何怨言，而这又并非是被艰辛的生活折磨而导致的麻木，她们的笑是舒坦的，快乐是真实的，你能感觉到她们身上有种对于一切现实抱有一种强大的宽容接纳姿态和力量。 作者把人物置于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下，展示了一种粗粝的生命色调。这样看来，陶丽群对生活残酷的正视，意在表现农村妇女负重而坚韧的生命力。而苦难环境中的人性之光是最动人的，是平淡无奇的农村生产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据中国作家网-《民族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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