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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医问药：微雕历史与悲悯情怀 2025-02-11 中国作家网>>理论评论>>文学评论 寻医问药：微雕历史与悲悯情怀 ——读王彬彬2024年《钟山》“栏杆拍遍”专栏 来源：钟山（微信公众号） | 蒋成浩 2025年02月11日11:27 王彬彬教授2002年起即在《钟山》杂志撰写专栏文章，专栏名有“文坛旧事”“栏杆暗拍”等，后多为“栏杆拍遍”。他以历史随笔的形式，谈论近现代以来文学、政治、军事等领域的事件与人物。2022年，王彬彬转换笔墨，开设“荒林拾叶”散文专栏，新栏目“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调揭示人间万象，叙写自己的生命故事。”2024年，他再度回归“栏杆拍遍”，重拾历史随笔。王彬彬在《钟山》的专栏写作，持续时间达二十余年，其产量之丰、影响之大，着实令人瞩目。他的历史随笔以丰富的知识结构为依托，常于历史的细微之处，勘探真相、申辩常识、洞烛人性，凸显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悲悯情怀。 刘知畿在《史通》中阐述史家三长，曰“才，学，识”。它们之间是互补相融的关系，此三长“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才如刀刃，学如刀背，识如刀柄，而“识”尤为重要。王彬彬的历史随笔，才、学、识皆有所长。他有着丰富的知识结构，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能沟通文史，旁及近现代政治、军事、医学等细类。论述问题又环环相扣，极有逻辑。知识性与学理性兼备，是他文章的重要特征，此为“才”“学”之出众。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彬彬对历史的关注，从来不以“博识”为目的，他有着强烈的问题导向与批判意识，每每借重返历史，剖析近现代人物、思想与文化的症候，得出不与流俗的见解。此为“识”之所长。王彬彬的“才”“学”“识”，建立在多元的知识结构与敏锐的问题意识之上。正是因有了丰富的知识结构，他才能见人所不能见，才能从寻常史料中发现不寻常的问题，才能在前人的“定论”中发现新的阐释空间。 一. “微雕”的历史 2024年《钟山》的“栏杆拍遍”栏目，王彬彬再度转换视角，他关注的是近代以来西医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程。这六篇文章以小见大，皆由具体的历史人事勾连起近代中西医学的科学之争与伦理碰撞。分别叙写了伍连德东北抗疫与西方医学的扎根、西医来华后中医遭受的打击及自救运动、孙中山病革背后的中西医较量、梁启超“割肾”与知识分子的中西医认知。西方医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打击了中医存在的合法性。王彬彬从中既看到了近代中国医学科学观念普及的曲折历程，也剖析了传统医学观念、文化思维背后的伦理与思想谬误。 如前所述，王彬彬的历史随笔学术性甚强，其秉持历史叙事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史料基础上的原则，即对于起码的史实必不能出纰漏，这就使得他的文章征引了多方史料。但读王彬彬的历史随笔，却从不觉得枯燥，反而会被他娓娓道来的叙事所吸引，被他充满批判锋芒的夹叙夹议所叹服。究其原因，是王彬彬艺术性地采取了“微雕”般的历史叙事的结果。他以丰富的史料建构起历史背景，以文学性的微雕手法，创设出充溢着“情感”的历史情境。所谓微雕手法，王彬彬在学术论文《赵太爷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阿Q正传〉片论》中即有精到论述，文章论及鲁迅在塑造阿Q的过程中，不赋予阿Q任何一种确定性的“名分”，“却以漫画化的方式，夸张地叙述着那些碎片化的虚假故事，却又能让小说表达着超越性的思想，却又能让小说极其富有文学魅力。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以十分精细的笔法，把那些往往为人忽略的地方描绘得异常逼真；就在于敏锐地捕捉住那些电光石火般的过渡性动作、神情并加以精雕细刻的叙述，从而让人对事情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王彬彬之所以创造性的发现了鲁迅写作中的“微雕”的艺术，或正源自于他自身的文学观念与鲁迅之间的声气相通。 历史叙事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材料的堆砌。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指的正是文学追求的不只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心灵的真实”。王彬彬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对历史情境的“微雕”，力图呈现的恰是“心灵的真实”。《孙中山病革与中西医之争》一文述及西医出身的孙中山在病重时选择接受中医诊治，他的这一行为历来被中医学界引以为傲。王彬彬则通过史料辨明孙中山接受中医治疗时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而仅仅靠史料来澄清事实，无疑抽空了历史情境中“人”的感情，于是王彬彬“微雕”了孙中山接受中医诊治时的场景： 胡适与孙中山说话时，宋庆龄已经握住孙中山手腕，并说陆仲安已经来了，何不请他把一下脉。这种时候，如果孙中山硬把手腕从宋庆龄掌中抽出，那就太不近人情了，就太伤年轻夫人的心了。孙中山虽点头同意，但“神情惋”。在伸出手让陆仲安把脉的同时，孙中山扭过了头，面朝内室，而宋庆龄也连忙转身，再与孙中山对面坐下看着孙中山的眼睛。宋庆龄知道，孙中山此刻，内心是十分羞愧、十分悲凉、十分酸楚的。孙中山在把手伸向中医的同时，就觉得自己是在“妥协”，是在“堕落”，是在“背叛”。宋庆龄当然十分明白孙中山此时的心理。她看着孙中山的眼睛，是在安慰，是在鼓励，是在用目光支撑着孙中山，也是在表达对强迫孙中山接受中医诊视的歉意。 我们无法重现历史，却可以重现历史情境中心灵的真实。王彬彬的历史“微雕”，堪称点睛之笔，他不仅合理地复现了逝去的历史场景，更通过细节将历史情境中人物的矛盾与挣扎、难堪与无奈、果敢与妥协描绘的淋漓尽致。王彬彬以笔为雕刻刀，为历史造像，他当然也把自己的爱憎融入了进去，因此他不仅能“雕”出人物与环境的外部特征，更能入乎其内，“雕”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伍连德东北抗疫与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扎根》一文中，王彬彬细致地描述了伍连德与施肇基北京相会的场景。伍连德之所以被委以东北抗疫的重任，与施肇基的举荐不无关系。他们两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外交家，在晚晴落日余晖的气象中，彼此惺惺相惜，互为奥援，成功遏制了东北鼠疫疫情的蔓延，并扩大了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力。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来到北京，施肇基热情款待，执意邀其留宿一晚。为了呈现伍连德与施肇基北京相会的历史意义，为了表现伍连德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王彬彬在详细的史料基础上，沉浸式的对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雕刻： 派伍连德前去防疫，很可能就有去无回。留伍连德在自己家住一晚，是要表示嘱托，是要表示感谢，也是要表示歉疚。当然，这些意思，这些感情，是朦朦胧胧地混杂着的，施肇基自己也未必明确地意识到。作为研究细菌的专家，伍连德当然十分清楚深入疫区的危险。他能慨然接受任命，也实在有着非凡的勇气。 有关施肇基与伍连德北京相遇的史料，所反映的不过是历史人物平常的交游生活，但这却成为与王彬彬着力雕刻的部分，他能敏锐地发现某一历史时刻之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关键之所在，进而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做出合理的想象。王彬彬雕刻历史的技艺，力求纤毫毕现，他以最朴素的情感，最合逻辑的常识，恰如其分的为他笔下的人物赋以神态、心理、动作。于是，习焉不察的历史暗角遂被照亮。而“微雕”的背后，是王彬彬深刻的同理心，他必须摈弃现实的纷扰，令自己沉浸于历史语境之中，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迷失与坚守，感受底层百姓的困窘与心酸，感受政权的无道与昏聩。他的感受力透纸背，绝不浮泛。 这，正是王彬彬历史随笔的独特魅力。 二. 在批判中捍卫常识 文如其人，王彬彬教授想必是眼冷心热之人。读他的历史随笔，最直观的感受是语言上的简省凝练，句式多用短句，文从字顺，干净利落。气势上则“一寸短一寸险”，凌厉机敏，从不拖泥带水，不故弄玄虚，确实应了他所推崇的“是真佛之说家常”，而在神韵上带有鲁迅遗风。王彬彬文章的“冷”是外在特征，其内里则始终包蕴着一颗“热心”，这表现为他强烈的批判意识与悲悯情怀。笔者始终以为，批判性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属性。批判型知识分子永远保持不满，永远保持批判，他们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们始终扮演着不合时宜的角色。而在浸淫了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温、良、恭、俭、让”，是“中庸”之道，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型知识分子，往往不被时人所理解，但正因他们的存在，才使得思想界爝火不息。 王彬彬在2024年《钟山》“栏杆拍遍”栏目中的六篇文章，延续了一贯的批判意识。他从细微的历史事件入手，批判事件背后道德与伦理观念的谬误。如在《伍连德东北抗疫与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扎根》一文里，伍连德用科学的方法应对疫情，需要人体解剖以确定病因，但最大的阻力却来自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即便到了20世纪初，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无法接受医学上的人体解剖。然而悖论的是，当疫情来临时，许多病人被“扔到”街上，有的人尚未断气，是扔到街上后才成了尸体。王彬彬敏锐地指出，中国人那样抗拒医学人体解剖，并不说明中国人尊重人体、敬重尸体： 翻开字典、辞典，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用来称谓摧残人体行为的专用语，诸如剥皮、枭首、凌迟、寸磔；诸如零割碎剐、千刀万剐、五马分尸；诸如剖心坼肝、碎户万段、截胫剖心；诸如食肉寝皮、破脑刳心、剖腹宛心等等，真是举不胜举。对活着的人体，或者说，对人的活体，可以有一千种施诸刀斧的手段。对死了的人体，或者说，对人的尸体，就有着敬畏之心么，也谈不上。对被处死的人，可以丢给狗吃。有几个朝代，皇帝的上谕，常有“着狗吃了”一类的圣音。就是已经埋在土里的尸体，也难保就能享有在泥土里静静地烂掉的福分，也可能被官府或仇家掘墓鞭尸。就是死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那几根还可见的朽骨也可能被挖出来，被鞭打，被践踏、被焚。 王彬彬喟叹：“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仇恨有着极其崇高的价值。”他揭穿了中国人“敬重身体”的假面，发现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潜伏着仇恨因子。翻开历史，历朝历代发明的各种刑罚的残暴性，与神州板荡之际战争攻伐中的屠戮行径，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王彬彬历史随笔的批判意识，常通过辨析史料、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等方式呈现出来。1926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做了肾部手术，切掉了右肾，其后却并不见好转，引起了医药界、知识界对西医的非难。尤其是有着留学欧美经历的陈西滢、徐志摩，也对西医发难，是为西医来华后的“一次沉重打击”。王彬彬在《梁启超的右肾与中西医之争》一文中，通过不同材料之间的参证互证，指出陈西滢《“尽信医不如无医”》中对事实的歪曲以及逻辑上的漏洞。至于梁启超本人的澄清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王彬彬赞赏其对西医科学性的维护，并称“梁任公一生，有许多闪光的表现。我以为，这篇短短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闪光。” 王彬彬这六篇“西医来华”的文章，其批判性倾向比较明显，他批判的是中医病理学上的反现代性，批判的是中西医之争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思维模式的反现代性，批判的是所述历史事件体现出的国民性的反现代性。反观之，亦可以说，王彬彬捍卫的是西医所表征的科学精神，捍卫的是西方现代价值体系中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捍卫的是基于民主自由观念的对常识的认同。 三. 以悲悯情怀重建人文精神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其悲悯情怀息息相关。所谓悲悯情怀，既是指个体对自我、他人、世间生命的怜悯之情，亦是对世间苦难的深切关怀。这种情怀超出民族、地域、国界，它以强烈的同理心为情感基础。王彬彬的文学创作于字里行间，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读王彬彬的散文、历史随笔，笔者常惊异于他超强的体物入微的能力。在这个被信息淹没、感官迟钝的时代，我们常常漠视人世的苦难，“悲悯”就更是稀缺的情怀。在王彬彬前些年的散文写作中，我们已从《废墟与狗》《怀念一只三脚猫》《赤脚医生》等篇什中感受到他对世间苦难生命的悲怀。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个历史绝境中挣扎的小人物，一个荒谬年代个体身不由己的动作、表情，他都能体会出生命的种种悲楚与无奈。 王彬彬这六篇“西医来华”的文章亦如是，在写伍连德东北抗疫时，开篇第一段，即表达着他对伍连德“相逢恨晚”的慨叹，“说来真是惭愧，我十多年前才知道伍连德这个人。知道了，便对这个人十分敬仰。我想，人世间如果有所谓英雄，伍连德便是，敬仰之余，便想要写写这个人。写他，似乎是一种道义，似乎是一份责任，某种意义上，还似乎是一种担当。”王彬彬的写作，关注的问题、选择的对象、呈现的方式，都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他将写作视为一种“道义”，一种“担当”，而少有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矫饰。他“冷眼”阅世，难以掩盖的确是“忍不住的关怀”。他的文学观念，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言：“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王彬彬以手中之笔，直面现实、揭示病症、引起疗救，其间是大悲悯和大情怀。 王彬彬有多重身份，他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学术研究是其本业。他研究鲁迅、高晓声、汪曾祺等文学人物，研究文学与历史的错综关系，总秉承极强的审美直觉与历史意识。在学术之外，他又是散文家，于历史随笔、抒情散文中直面过去，逼视人性。他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冷眼”阅世，是默默的观察者，内心却咀嚼着一切悲喜，最终行诸文字，形成批判性的力量。正是有了像王彬彬一类的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存在，才弥补了我们时代“骨质疏松”、思想扁平的缺陷。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据中国作家网-钟山（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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