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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养生”与“文学”的互动

202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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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养生”与“文学”的互动

来源:光明日报 | 史哲文  2024年04月30日14:56

谈及桐城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们的文学理论,比如方苞之“雅洁”,刘大櫆之“神气”,姚鼐之“刚柔”“义理、考据、辞章”等。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还能发现不少与“养生”有关的内容。

以术入文

我国古人早就发现人体与自然的相通之处,并逐渐形成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的传统哲学、医学思想。早在春秋时,庄子即提出“养生”的理念。《庄子·养生主》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不为外物所滞,从而提高精神境界,修养身心。后来,精、气、神逐渐成为古代医学史、思想史中的经典概念。道家将精、气、神视为人沟通道、天、地的重要媒介。

清代桐城文学家戴名世较早将养生的“精气神”概念用来阐发文学理论。戴名世认为,道家可以通过吐纳、咀嚼来生养精、气、神,三者同样可以化用在文章写作之中。他举例说:“太史公纂《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说也。蔡邕曰:‘练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则精,精则糟粕、煨烬、尘垢、渣滓,与凡邪伪剽贼,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谓精也。”他并不迷信方术,而是尝试借用这一话语来提高文章境界:“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诞漫不可信,得其术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脱尘埃而游乎物外矣。”戴名世于清初声名颇著,对桐城派宗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影响甚巨。我们不难发现,从戴名世的“精、气、神”到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再到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间的传承脉络。

姚鼐亦通养生医术,他在《医方捷诀序》中说:“余少有羸疾,窃好医药养身之术。”他在写给友人陈用光的信札中,强调养生对诗文写作的作用:“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夫心静则气自生矣。”姚鼐从内外两方面阐释提高文学创作水平的途径:从外而言,要学习前人的优长;从内而言,要涵养胸中意趣。“涵养胸趣”就与养生有直接联系。

他特地指出,心静则能养气,这里的“气”兼具文章之气与生命之气两层含义。另一位桐城派名家方东树极为推崇戴、方、刘、姚等前贤,他也非常重视诗文中的“精气神”。他说:“诗文者,生气也。若满纸如剪彩雕刻无生气,乃应试馆阁体耳。”在前人基础上,方东树进一步强调诗文须有活生生的“气”,即文学作品要像人一样具有生机和活力。没有活力的文学作品“句法不成就,则随手砌凑,软弱平缓,神不旺,气不壮,无雄奇杰特”,无不是从此视角进行阐释。今人王水香、陈庆元《古典文学与中医学》明确指出:“中医学认为‘气’是人的生命机能的源泉,‘气’表现为人的生命及其生机活力,气盛则体壮,功能健旺,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结合方东树“神不旺,气不壮”的论断,其文学理论受到养生思想的影响不言而喻。

此外,方东树提出“汁浆”的概念,他说:“汁浆起棱,不止一处,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所谓“汁浆”,研究者大多只探讨其文学含义,对其来源却鲜有揭示。结合方东树的宋学师法,其学术渊源可能来自朱熹,《朱子语类》说:“如公看《诗》,只是识得个模像如此,他里面好处,全不见得。自家此心都不曾与他相黏,所以眊燥,无汁浆。如人开沟而无水,如此读得何益!”朱熹批评后人学《诗经》只是表面功夫,不能吟哦讽咏,入心入情,便不知好处。

但方东树诗论中的“汁浆”来源,似又不止于此。中医上亦有“汁浆”的用法。方东树说,“汁浆存乎读书多,材料富”,又说,“汁浆起棱,不止一处,愈多愈妙,段段有之乃妙。题后垫衬出汁起棱更妙”。前句指出“汁浆”来自学养积蓄,后句强调“汁浆”能通过某种手段萃取而出。方东树以“汁浆”论诗的方式影响后世,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其音节之古,色泽之浓,气格之高,非将《离骚》、汉、魏古乐府诸作,咬出汁浆,灌入肺腑,不能有此古艳”。

以文养人

在古人心中,养生思想能化入文学理论,反之,文学阅读同样也能有益身心,符合养生之道。文学史上不乏例证,西晋挚虞就指出枚乘《七发》中借文学疗病的过程:“《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三国时曹操头风发作,卧读陈琳檄文,竟然惊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诗圣”杜甫也有以诗疗病的典故:“客有病疟者,甫曰:‘诵吾诗可疗之’,果然。”清人张潮甚至创作了一篇《书本草》的趣文,认为经史子集皆有药效。这些记载中自然有些夸大的成分,但文学阅读通过震动心灵,激发身体反应,或转移注意力来缓解病痛,应有其作用机制。

桐城派诸家秉承程朱理学,在亲身实践中发现文学阅读的养生价值。方苞认为可“以经养生”,他在《与沈畹叔尺牍》中说:“读书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当不至。’愚虽一生在忧思疾痛中,惟时时默诵诸经,亦养心卫生之术也。”阅读经典能滋养心灵、卫护生命,这与张潮《书本草》的说法相仿:“《四书》……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宽体胖。”文人奉儒家经籍为圭臬,甚至认为其中有感天动地的神奇作用。

姚鼐认同方苞的观点,他对次子姚师古劝诫道:“汝身子即不健,不必锐意作时文,却不可不读经书……读书以明理,则非如做时文有口气,枯索等题,使天资鲁钝之人无从着手,以致劳心生病……汝但宜时以此意以读书向道,为养病之法则。”姚鼐深知科举考试的艰难,天资驽钝之人冥思苦想反而耗费精力,以致头痛胸闷,久而成疾。但考试不是读书学习的唯一目的,抛却功利因素,读书的真正价值是使人明白事理,养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达到“养病”的作用。

姚鼐在《与鲍双五》信札中又说:“独闻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获痊不?其症为痴耶,狂耶?……劝之寻阅佛书,与佳僧谈论,胜于服药,此急救心火妙方也。”中医认为人性痴狂,多因心火乱神,须去火静心,无独有偶,张潮《书本草》中也说:“释藏……性大寒,味淡,有毒,不可服,服之令人身心俱冷。唯热中者宜用,胸有磊块者服之亦能消导,忌酒,与茶相宜。”这里姚鼐谈及阅读佛经辅助治疗的用意即在于此。

晚清时的桐城派名士姚永概亦晓医术,在日记中记录了阅读养生的体会,甲申年(1884)四月二十七日:

……近来昏气太重,功课疏散,此身荡荡如无归着。回忆癸未冬日虽专习制艺,而心颇定,间看名儒语录数页,便觉意味深长,浩然无际,今此乐不尝者年余矣。主人翁昏昏愦愦,能无惧耶?予尝秋冬凉冷觉心定气平,读书易人;当春夏则神气飞扬,读书皆不着痛痒,胸中毫无一点书卷味,只觉忽忽不乐而已。因思此亦是少学问之故。

甲申年(1884)十月二十二日:

……连日胸中以疾病事加以理家政米盐琐碎,颇觉轇轕不宁。今日读朱子书与前数日读《近思录》时,皆觉甚有静趣,然册子放下,书味复杳然矣。

由上可见,文学阅读不仅具备“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涵养心性功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养生治病。我们不必夸大其作用,但也应看到其对心理与生理的积极意义。

桐城派文人将养生思想与文学理论贯通起来,虽有欠科学之处,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哲学精神,暗含儒释道文化的交融,反映出桐城派融汇通达、求新求变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可以观照“文学即人学”经典命题的价值内蕴。

(作者:史哲文,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据中国作家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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